当信息公开的请求人对行政机关的长官所作出的公开或不公开的决定不服时，可以根据《行政不服审查法》提出申诉，或根据《行政案件诉讼法》第12条提起撤销行政处分的诉讼。
因此，检务公开的范围应当包含检察事务信息公开和检察执法信息公开两个方面。上述国家颁布的信息自由法是一部关于信息"公开"与"例外"的统一性的法律。
修订之后的《信息自由法》规定，凡属必须公开的政府信息，1996年11月1日以后做成的文件，在该日以后一年内，必须使之可以通过Internet等网络形式获得。[1]88 但是，我国检察机关的范围并不同于国外的检察机关，除具有政府机关信息公开的共通性之外，还具有不同于其他政府机关的独特性。国际非政府组织"第19条组织"在其制定的《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立法的原则》中规定："在法律中应当完整地列举出可以证实不披露信息为正当的所有合法目的。各行政部门不得出于保护政府官员利益的考虑，而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不公开信息。应然层面的检务公开的范围是基于最大限度公开原则下追求的一种信息公开化的目标，由于检察实践中的检务公开范围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必然存在公开范围不一、公开效果不明显等现实弊端，实现检察信息范围的全面公开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推进的过程。
对于执法信息而言，公开与否的评断标准在于"执法信息除可能干预个人隐私、内部评议、侵害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之外，是否还会干预执法"。[13]83这就决定了检察机关往往会以某些事项涉及保密为由对某一保密事项做出永久性的保密。[11]杰斐逊，见前注[3],页479、480、482。
脱离了创造和维持共同体的沟通，个体身份不会存在。就此而言，宪政之活，恰恰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去讲述一部宪法之内、之外、之间、之上、之前和之后的故事，有没有一种关于历史源头的共同叙述。而所谓自治政府的踪迹也就是要重新去发现我们，建构起一种有着制度化纪律的法律生成的政治。[35] 由此可见，根据自由主义的学说，社会不过就是一个合伙，个人是先于社会共同体而存在的，社会本身即根源于人的选择或授权，而选择或授权都是基于利益的一个理性判断。
每一代人的政治都自成一体，这在杰斐逊看来是民主自治的真谛，而在伯克眼中就是如苍蝇般的生活。美国1787年《宪法》的序言就提供了一种跨越代际的叙事：我们合众国人民，为……使我们自己和后代（ourselves and our posterity）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在此场景内，伟大的制宪者和堕落的当代人形成了二元对立，死亡之手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有德先贤的统治。根据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判，自由主义所设定的个体是一种离群索居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ves），是先行个体化（antecedently individuated）的和彻底脱嵌（radically disembodied）的主体。林肯所提出的是一个根本的宪政问题，也就是如何守护我们所继承的祖宗成法。生法是指法律的生成，在一个多元社会内，每个社会群体都有本群体的叙事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法律的理解，因此生法的结果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格局。
让它在布道坛布讲，在立法机关宣布，在法院执行。而本文对美国宪法的历史叙事做抛砖引玉式的探讨，旨在试验中国宪法学在面对和进入美国宪政实践和理论时的新视野与方法。换言之，守法在林肯看来应是每个公民的政治信仰，是在革命之后对前人忠诚和对后人负责的一种心理状态，每一个美国人都要记住违犯法律就是践踏他的前辈的鲜血，就是撕碎他自己的和他子女的自由宪章。在此意义上，一个共同体是不是有宪政，并不在于它是不是有一部成文宪法，也不在于成文宪法是否已经司法化，而在于这个共同体是否生成了作为我们的法律的先定承诺，可以有效地约束当代人以及任何一代人首先不去违反先定承诺，以防后世人在危机时刻陷入疯狂状态，作心血来潮的回应。
不仅如此，各代人彼此之间还是相互独立的，在共同体内，第n-1、n和n+1代人就如同中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一样，相互间不存在政治继承关系。意思自治并不意味着当下偏好或欲望的统治，而是要求要信守承诺。
更重要的是，制宪之后，制宪前的历史就被吸纳入一种新的叙事。[53]人不仅无法忘记过去，人也无法逃避未来，在所有有生命的物体中，只有人类自觉地预期着死亡。
热爱是一种信仰，热爱是一种不同于同意的态度，正是有了对宪法的热爱，生活在宪法下的人民——美国人民——才将这部宪法理解为他们的宪法。[12]霍姆斯，见前注[10]，页228—230。他们在理论中植入了革命的可能，这表现为社会契约的再制定。据说在制宪会议代表签署宪法草案之时，富兰克林指着独立厅内华盛顿座椅后的一幅画说，即便是艺术家也说不出画中的太阳是在升起还是在落下，但现在他告诉更年轻的代表们，我终于有幸得知，这是朝阳，而非落日，接着流下了热泪。[8]Zachary Elkins,Tom GinsburgJames Melton,The Endurance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2. [9]Robert Cover,Nomos and Narrative,97 Harvard Law Review,p.4,（1983）. [10]正文的概括，参见（美）史蒂芬·霍姆斯：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载（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主编：《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页247。让法律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讲授。
保守派学者巴内特曾将隐含同意学说的逻辑概括为不爱它，就离开它（love it or leave it）。参见Strauss,supranote 28,pp.1723-1725。
（三）人民的两个身体 美国宪法是我们人民所写就的，因此，如果人民自建国迄今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单数主体，那么信守宪法内的先定承诺，就实现了根本法与人民主权的综合，因为先定承诺对我而言，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力量，而是我个人以及我们这一代人所嵌入的我们人民的意志。而美国宪法的核心预设之一就是2010年的共和国在根本意义上是与1789年的共和国相连续的。
既然我们人民不再是一个线性时间观内的瞬间的偶在，并不寄寓在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时间流以内，而是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彼此交融的可能世界内，形成了一个单数的共同体，那么由此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在代际关系上既非西式的交接，也非中式的反哺，而是一种生生不息、世代绵延的共同体。[58]伯克，见前注[2],页128。
使人相信所有人生而平等，或者使人相信他们并不平等。[71] 1.创世纪的迷思 美国是一个宪法共同体，正是宪法将美国建构为一个历时而存在的共同体。而如果我们人民是一个单数，那么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了一个我们，让不同世代生活的人可以认同一个我们人民？ 回答以上问题，就需要一个关于我们的叙事，讲述一个有关我们的故事。为何我们可以成为同一个我们，回答这一问题，关键在于要理解政治信念就其本质而言是以下所讲的使相信。
对宪法表示同意的是建国时刻的制宪者，但制宪者不是我们，而是已经故去的他者，能构成同一个我们的就是活在当下的人。美国制宪是开天辟地的史诗，历来就是美国保守派宪法论述的一个永恒主题。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愈发模糊，他们对于独立战争不再有先辈那样的感同身受，流血牺牲从所见变成所闻，最终成为所传闻。[77]里根的话带有美国保守主义的典型修辞风格，就事实而言荒诞不经，但却洋溢着无知者无畏的天真烂漫，在这里如美国的自由派那样去批判此种叙事与史实不符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种叙事从来不是要在理性的场域内去说服自由派的知识精英，而只不过是要对美国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们进行洗脑赢心的政治动员。
巴尔金曾写道：南非宪法可能被广泛地称颂为当代宪法制定的典范之作，但它并不是我们的宪法,当我们认同并且热爱一部宪法，宪法就成为我们的法律，而无论我们是否以一种正式或者法定的形式对宪法表示了同意。[3]杰斐逊认为，自治政府的原则要求每一代人都应有自己的宪法，任何跨越代际的统治都是一种祖先专制，此命题后来成为著名的每19年革命重来的不断革命论。
[59]宪法并非一部自杀契约，可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是可毁灭的，这是指文化世界的人造物并非一劳永逸的永恒，如果不能加以适当保育，它们终将会失去，仅仅将它们书写下来从来不足以将之维持，因为有很多法律和诗歌的书籍，我们虽然拥有，但却无从知道如何去阅读……保护一个法律的体系要求这样的教育项目，它可以向每一代新人介绍法律，让新人们学会解释法律的方法。斯卡利亚在回应德沃金时举过一个例子：美国1787年《宪法》中写入了禁止残酷刑罚的规范，这就构成了一种先定承诺，之所以要将此规范写入宪法，就是为了防止子孙后代们更残酷的道德感。个体主义的模式希望去隔断我自己和那个过去，这是在扭曲我当下的关系。
回到摩根的语境，他的问题是现代政治在消灭了国王作为国家的神秘肉体后，如何重新确立主权。但现实的政治是，只有百花齐放式的叙事和生法并不能自动形成一个良好的法制，法律规范在整个共同体内激增，这一生法的原则，从来不可能脱离暴力而单独存在。
早在1776年，独立战争刚打响第一枪，约翰·亚当斯就在抒发着革命者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丽情怀：我亲爱的朋友，你和我生活在即便最伟大的古代立法者都会羡慕的时代。就此而言，美国宪政如何可以既自治又法治，在时间性的维度内显然构成了一个问题。
2.连续性的建构 戈登·伍德指出，现今的美国人会想要知道杰斐逊将如何思考少数族群平权行动，或者华盛顿将如何判断伊拉克战争。人性在和平年代的嫉妒和贪婪，在战争状态下就会受到制约，有时甚至会转化为公民参与的积极因素。
